宋史论稿二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xinwen】

提要“以文驭武”及“重文轻武”是历史上突出的政治现象，即使是在最高军事决策组织的枢密院中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表现。本文从统计、分析北宋时期枢密院长贰出身情况入手，全面考察了其长贰由武将向文臣过渡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此基础上，进而探讨了“以文驭武”方针在当时枢密院机构中的具体表现及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北宋建国后，汲取唐末、五代武人跋扈的惨痛教训，在日益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的大背景之下，一方面厉行收兵权，另一方面则逐渐确立了“以文驭武”的方针，也是所谓祖宗家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枢密院作为宋家天子控制和调动军队的核心机构，其组织内部便明显地存在着“以文驭武”方针的烙印。目前，有关枢密院制度方面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以香港学者梁天锡的《宋枢密院制度》较为突出。但包括梁氏在内的著述，主要侧重于有关枢密院一般制度的探讨，而较少分析其中文臣、武将构成的差别及其蕴涵的根源所在。本文主要就北宋时期枢密院中长贰出身的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从对比文臣与武将在其中地位和影响差异的角度，进一步探究北宋“以文驭武”方针的影响。

一北宋枢密院长贰文武出身者人数与任职时间之统计

梁天锡在所著《宋枢密院制度》中制作了《两宋枢密表》，对两宋时期枢密院官员的任免进行了罗列，可谓相当详细。但此表既存在某些问题，如表中熙宁二年十月一栏称朱守约“自步军副都指挥使除（签书枢密院事），即日罢”，考诸北宋史籍并无此记载，不知依据何在？更重要的是梁氏表格对文臣与武将没有专门加以区别，因此无法从中统计、比较枢密院文武出身长贰的情况。《宋史?宰辅年表》和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两书，无疑是系统了解北宋枢密院长官情况的主要史料。笔者现主要根据这两部史籍，并参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有关传，对北宋枢密院长贰之文、武出身者依照任职前后顺序列出下表，以便进行人数对比。

需要说明的是，上列执政大臣绝大多数是枢密院的专职长贰，另外也有少数人在枢府则或为兼任性质，或属于加带虚衔性质及暂时安慰性质者。兼职性者如：庆历二年，为了加强中书与枢密院在军事上的协调，以应付激烈的对夏战争，吕夷简受命以首相身份判枢密院，次年再改为兼任枢密使。加带虚衔性者如：靖康元年，率领西北勤王军队奔赴开封的大将种师道被授予同知枢密院事之职，但种氏在担任此职的九个月间，一直在外带兵，不可能居中掌握机要，因此其所获枢密院官职实为挂名虚位。至于含有安慰性者如：熙宁元年（1068），观文殿学士、尚书左丞、知越州陈升之改任知大名府，途经京师时，宋神宗考虑到陈氏曾是仁、英两朝旧臣，两任枢密副使，遂又将其留于西府内。照顾到其以往的资历，乃授予陈升之知枢密院事之职“故事，枢密使与知院事不并置。时文彦博、吕公弼既为使，帝以升之辅政，欲稍异其礼，故特命之”。时隔半年，陈升之便转为宰相。还有，虽被诏为枢密副使，但却坚辞不就。虽然存在以上某些特殊情况，但因枢密院地位非同寻常，所以其长贰官员设置仍然相当稳定。

在北宋历史上，枢密院作为最重要的中央机构而始终存在。在枢密院存在的167年中，除了童贯一人属于宦官外，其余文、武出身的长贰官员先后共有203人。为了能够在一般意义上观察北宋文臣、武将在枢密院中的地位及影响，可以首先根据上表所列枢密院长贰的情况，对其文、武出身者的人数和任职时间进行如下统计对比：

其一，枢密院正职（包括枢密使、知枢密院事、领枢密院事及判枢密院事等）共73人，其中文职出身者54人，武职出身者为18人。文职出身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的73.9%，而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4.6%。

其二，枢密院副职（包括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共129人，其中文职出身者108人，武职出身者为21人。文职出身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的83.7%多，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16.2%多。

其三，北宋文官在枢密院独自任正职的时间约为91年，即单纯从时间上看文臣主掌枢密院期间大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54.4%。其中从至和三年（1056）到北宋灭亡（1127）为止，枢密院正职一直由文官独自连续担任，前后达71年之久。另外，北宋文官与武臣并任枢密院正职16年，与前者相加，合计107年，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64%多。北宋武官在枢密院独自任正职约59年，单纯从时间上看其主掌枢密院期间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35.3%；北宋武官另与文臣共同任正职16年，与前者相加，合计为75年，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44.9%。

其四，北宋文官在枢密院独自任副职约121年多，其独立任副职期间大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72.4%；北宋文官另与武臣共同任副职27年，与前者相加，合计148年左右，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88.6%。其中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到北宋灭亡（1127）为止，文官一直独自连续担任枢密院副职达60年之久。而北宋武官在枢密院独自任副职仅仅只有约18年多，其独立任副职期间大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10.7%；北宋武官另与文臣共同任副职27年，与前者相加，合计45年左右，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26.9%。

其五，从前列有关数据可知，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到北宋灭亡（1127）为止，文官完全掌握枢密院长贰官职，将武官排挤出西府，其持续时间达60年之久。另外，在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期间，郭逵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约一年零五个月左右，但郭氏长期镇守地方，实际在枢密院的时间很短。事实上，当时文彦博担任枢密使，陈旭和吕公弼任枢密副使，郭逵以一介武夫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厕身于三位文官大臣之间，根本不可能发挥作用。所以，如果将郭逵任职枢密院的一年多时间排除在外的话，那么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到北宋灭亡（1127）为止，文官在枢密院将武官排挤殆尽，其完全独掌西府的时间竟达71年之久，占到北宋全部时间的42.5%之多。

二北宋前期枢密院武职官员地位及权限之分析

综合前列人数和分析对比数据的情况来看，在北宋存在的167年期间，枢密院内武官不仅有人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武职出身者的实际地位和影响也在明显下滑。大致而言，宋初枢密院武职出身长贰尚有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权力，到宋真宗以后，其地位和权威便日益降低。特别是在宋仁宗时期，武将出身的西府长贰或为庸碌之辈，受到轻视；或小有军功，便遭受猜忌、打击，遂几近为摆设之物。到嘉?以后，枢密院实际上成为文臣的一统天下，武将则几乎被清除殆尽。以下试以宋真宗与仁宗之际为界将北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就枢府武职出身者地位的变迁状况，从考察具体人物的角度入手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以文驭武”方针在枢密院的影响。

北宋建立初，枢密院长贰并用文臣、武将，而武职出身者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任职时间上都略占优势。如最初沿袭后周旧制，以武臣吴廷祚与文官魏仁浦并为枢密使。以后，文臣和魏仁浦主宰枢府二年。但随之，武将出身的李崇矩连续独任枢密使八年多时间，为宋太祖朝枢密院中任职时间最长者。在此期间，还曾有三年时间由李崇矩与将官出身的副使王仁赡完全掌管西府。开宝五年（972），李氏因“赵普为相，与崇矩分秉国政，以女妻普子承宗。太祖颇不悦”，才罢官出镇地方。李崇矩遭黜后，文官沈义伦和武官楚昭辅以副使身份掌枢府，正使则虚位近三年半之久，才由大将曹彬接任。不久，宋太祖即死去。由此看来，时代充分考虑了武将熟悉军情的特长，在枢密院中给其足够的重视，使其作用得到应有的发挥。如李崇矩和曹彬，皆历经沙场，以军功获誉，因深得开国皇帝信任而主掌枢密院。这正与宋太祖朝处理文武关系的基本原则相吻合。也可以说，当时虽不遗余力削藩镇、收兵权，也竭力恢复文臣的权威，以消除武夫跋扈的阴影，但并未忽视武将的作用和地位。

宋太宗一朝，因为弑兄篡位的阴暗心理影响，故对武人无疑更加猜忌和防范，并采取了更多的压制武将力量的措施。但赵光义毕竟也出身行伍，还不至于在观念中抛弃军人这支力量，所以在枢密院机构中仍然延续了旧制，并用文臣、武将。其中曹彬任枢密使有七年时间，武将楚昭辅任枢密使五年，武职出身者赵?任知枢密院事一年多，武官王显则出任枢密使达八年之久。另外，王显、楚昭辅、柴禹锡、赵?、张逊、杨守一及弭德超等武职出身者在此期间还先后担任枢府副职，时间各有长短。而与此同时，文官担任枢密院正职者人数相对较少，时间也较武将短得多。然而，这些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正是从宋太宗开始，在刻意推行抑制武将政策的形势之下，枢密院虽在形式上保留了昔日以武人居多的旧制，但在实质上却弱化了武职长贰的角色作用，将大量具有军职身份却无武将本色的亲信之徒安插在枢府要职之上，为自己掌管军权。如王显、柴禹锡、赵?、张逊、杨守一及弭德超等人，皆为宋太宗藩邸亲信、属吏，名为武官出身，却几乎全无战场经历。他们或以恭谨见用，或以理财出名，或以告密得宠。如王显“初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尝给事左右，性谨介”，从而得到重用。史称其“居中执政，矫情以厚胥吏，龊龊而已”；柴禹锡在宋太宗藩邸时，“以善应对，获给事焉”。赵光义登基后，柴氏积极替天子刺探外臣动向，所谓“每夜值，上以藩府旧僚，多召访外事”，终于以“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赵?“少涉猎文史，美书翰，委质晋邸，以勤谨被眷”；杨守一则“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于晋邸”，后与柴禹锡、赵?等人迎合宋太宗需要，因制造秦王廷美狱案而平步青云；张逊以晋邸随从出身为武官，但长期料理香药榷货事务，因货利而升迁。而臭名一时的弭德超，更是以诬告曹彬之事而立即获得枢密副使之职。难怪人修《宋史》时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故莫逃于龊龊之讥。”

在赵光义费尽心机打压武将，营造“崇文抑武”政治气氛的背景之下，原本就以谨慎见长的大将曹彬，愈加谨小慎微，甚至在街市上与士大夫相遇，也不得不作出退避让路的姿态。所谓：“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待。”尽管如此，曹氏以后仍不免因受到猜忌而遭罢黜，即使当弭德超诬陷之事败露，也未能复职。宋太宗时代枢密院内武官长贰的上述畸形状况，完全是统治者处心积虑锻造的结果。既然在两次北伐失败后完全转向“守内虚外”，自然也就无需良将猛士，而逢迎顺从的武职人员与文臣配合，正能满足君主集权的需要，使枢密院成为制约将帅、控制军队的得力工具。

宋真宗即位后，在各项方针政策上都继承了所谓的祖宗之法，事实上主要是宋太宗后期制定的统治原则。其中在枢密院用人体制上，又在继承乃父既定方针的基础上向进一步抑制武人的方向发展。在此阶段，如前所述，枢密院中文官逐渐在人数上和任职时间上与武臣大致对等，从形式上已改变了以往武人居多的局面。而实际上，自“澶渊之盟”之后，统治集团安于现状，羞谈用武，文臣遂开始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如从景德三年至大中祥符七年的八年多时间里，文臣王钦若和陈尧叟连续并任枢密使，参与导演了东封西祀活动，深得宋真宗的宠信。此后，王、陈二人又再度主宰枢府数年。另外，、丁谓及冯拯等文官大臣也先后掌管西府。

宋真宗朝武官出身的枢密院长贰，除了前朝旧臣曹彬、王显前后任职二年多外，主要任用了周莹、王继英、马知节、曹玮及曹利用等人。这些武官在浓烈的“崇文抑武”气氛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扮演着陪位的角色而已。如宋人所言：“上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如仍为宋太宗藩邸出身者的周莹，其所为连宋真宗也认为是“庸懦不智”，从而遭到朝臣们的轻蔑；王继英原为宋真宗潜邸旧人，其特点也不过是“小心慎靖，以勤敏称”。周、王二人在枢密院，其职权自然受到担任副职的文臣王旦、冯拯及陈尧叟的制约。马知节出身将门之子，算得上是一位有见地的良将，曾长期在西陲和河北前线御敌，颇有战功。不仅如此，马知节还关注国防建设。他在出任签书枢密院事后，面对议和后粉饰太平、轻视武备的局面，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但却长期遭到主政集团的冷遇，无法作为。据王旦之子王素追忆：马知节与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则见冀公（即王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由此可窥见其处境之一斑。马氏终因与王钦若、陈尧叟不和而被驱逐出枢府。以后，马知节虽再度返回枢密院，但任知枢密院事不足一年又被排挤出朝。曹玮则是曹彬之子，从军后长期镇守边关，颇有谋略，曾提出压制的有关良策。史称其“为将几四十年，未尝败衄，威镇西鄙”。然而，曹玮却因被丁谓视为寇准之党，而被罢免了签书枢密院事一职，长期受到打击。其结局与马知节相似。在宋真宗朝后期，惟有曹利用在西府的权位相当稳定，先后任长贰之职长达八年之久，官加同平章事，封国公。以后，他又在宋仁宗前期继续任职近七年。曹氏之所以能够如此，则完全是因为附会丁谓及刘后集团的结果。宰相李迪就曾抨击其为丁谓奸党。

三北宋后期枢密院武职官员地位及权限之分析

从宋仁宗时代开始，武职出身者在枢密院已完全处于被压倒的局面。其人数和任职时间既远远低于文臣，其职权更是不值一提，不过碌碌无为而已。

在刘太后当政期间，曹利用连续任枢密使近七年时间。曹氏本人的情况自不用说，以后如张耆、杨崇勋、夏守□、王贻永和王德用、等两类人，在枢密院中的表现也都无不令人失望。张耆、杨崇勋及夏守□三人，皆因出身宋真宗藩邸卫士而受到重用，但品行素质却都极为低劣。其中张耆因曾帮太子收留过日后贵为皇后的刘氏，遂官运亨通。宋真宗后期，张耆任马军都帅，在选兵时因处置不当，几乎引起兵变。宰相王旦调和矛盾，提出“累奉德音欲任张耆在枢府，臣以未曾历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谋者自安矣”。“乃进耆为枢密副使”。宋仁宗即位初，刘太后再将张耆安插到枢密使的要职之上。然而，张耆既无战功，又无谋略，只会坐享厚禄，在中枢充当木偶。史书还称：张耆富甲一方，但极为吝啬，竟在家中设置店肆，本家所需百货都要从中购买。他还为家人看病，并出售药材，“欲钱不出也”。杨崇勋以密告寇准谋立太子称帝之事，得到丁谓及刘皇后的赏识。明道元年（1032），因刘太后的推荐，杨氏出任枢密使。据记载，杨崇勋因好攻讦，故“人以是畏之”，然无他才能，又性贪鄙，曾役使军人打造“木偶戏人”，在京师出售。至于夏守□则懵于用兵，所谓“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尽管如此，夏氏却在陕西卸去统帅之职后转任枢密使。王贻永的情况与前者稍异，据《宋史》称，王贻永乃宋初宰相王溥之孙，枢相魏仁溥外孙。但王氏同样无从军经历，因尚郑国公主而获右卫将军的武职。此后，其坐享富贵，曾任地方长吏。正是这样一位纨绔子弟，竟先后任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和枢密使长达十四年，为北宋历史上所少见。按照宋朝“徒尊以高爵，宠以厚禄，使之贵而无位，高而无民”的待外戚之法，王贻永不可能掌握实权，所以其虽长期置身枢密院中，但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摆设。故史称：“当时无外姻辅政者，贻永能远权势，在枢密十五年，迄无过失，人称其谦静。”

在宋仁宗时代，出现以上庸懦武臣忝位枢府的现象，实在令人可笑。难怪当时的富弼曾激烈地指出：枢密使掌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像夏守□这样既无清名又乏才术者入居西府，势必遭天下人耻笑。其实这不过是当时“以文驭武”政策的极端化体现，特别是刘太后垂帘时期保守政治的产物。惟其如此，才能将武将的地位压到极点。在此用宋人张演的话评说，就是：“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在此阶段，另类的王德用和狄青，其在枢密院的遭遇几与以往马知节、曹玮的结局如出一辙。

王德用为宋太宗、真宗两朝庸将王超之子，但性情却不同于乃父。他17岁时随父出师西夏，就显示出沉着应战的良将素质。以后，王德用长期带兵，通晓兵略。宋仁宗亲政后，王德用先后任签书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六年左右。在对夏开战前夕，他曾主动请求领兵征讨。但就在此时，他却被排挤出朝。其原由是“状貌雄毅，面黑，颈以下白皙，人皆异之”。另外，王氏住宅位于皇宫北角外的泰宁坊内。于是，开封府推官苏绅上疏称：王德用宅正枕在都城乾纲线上，其相貌又“类艺祖”。其用意不外是暗示王德用有异志。宝元二年（1039），御史中丞孔道辅再上类似奏章，“且谓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王德用遂被贬出朝，并受到监视。据说，王德用曾这样谢罪：“宅枕乾纲，乃朝廷所赐。貌类艺祖，盖父母所生。”直到庆历二年（1042），契丹陈兵北境后，王德用才重新得到起用，镇守河北重镇。至和元年（1054），王德用又以75岁高龄重返枢府，任枢密使二年多，但实为陪设。如文官大臣考虑皇储问题时，便无视他与狄青两位武臣枢密使的存在。王德用发了几句牢骚，闻听后便不屑地说道：“老衙官何所知？”随即上疏称武将掌握国家机密，非朝廷之福。不久，王德用因遭到御史的弹劾，被迫致仕。根据有关记载来看，王德用是一位称职的武将，他不仅善于管理军队，所谓“善以恩抚下，故多得士心”，还针对国防中存在的一些积弊提出改革方案。如他曾坦率地批评过天子授阵图的做法：“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因此建议停用阵图，使带兵者能够随机应变，以获战效。然而，像王德用这样的武将却经常处于被怀疑的境地，在枢密院中根本无法有所作为。

名将狄青在枢密院的境况就更为悲惨。士兵出身的狄青，因在对夏战争中屡获军功而升为大将。宋仁宗曾派专人到前线为其画像，以便在宫中一睹勇将风采。皇?四年（1052），狄青被提升为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及御史韩贽等人便纷纷上奏反对。甚至还列出了狄青出身兵伍、四夷轻蔑朝廷、大臣耻于为伍及破坏祖宗成规等“五不可”的理由。当狄青最终进入西府后，还是遭到了朝臣们的蔑视，被呼为“赤枢”。以后，狄青率军平定侬智高之乱，取得了自统一以后在边疆上的最大胜利。于是，宋仁宗不顾宰相庞籍等官员的激烈反对，将狄青擢为枢密使。不过，狄青在担任枢密使的四年间，其活动几乎在史书中绝迹。可见在朝中浓烈的“以文抑武”环境之下，狄青只能碌碌度日。此后，倒是有关他的流言偶尔见诸文字之间。如有人称看见狄家的狗长出角来；有人则发现狄青宅院在夜晚常发出奇光，而这种光亮恰与当年后梁太祖朱温称帝前的情景惊人地相似。又有人称狄青曾在相国寺内身穿意义非凡的黄袄，云云。于是，文臣刘敝、吕景初等不断上奏，称天象恶变，坚决要求将其逐出京城。嘉?元年（1056），狄青终于在流言蜚语缠身的情况下被打发到陈州任地方官。狄青到任所不过半年左右，便郁闷而死。

其实，当时有关的传闻固然对狄青不利，但真正导致其罢官的原因恐怕还不在此。据记载，狄青步入枢密院后，不仅广大士兵将他视为自己的英雄，对外人夸耀，而且开封城内外的百姓也深为其事迹折服，广为传颂其“材武”精神。甚至于每当狄青出门，总能引来许多人观望。狄青以一介武人身份，竟赢得如此之高的社会威望，既使众多文臣感到不快，也使当政者产生了忧虑。如果军功业绩成为世人崇拜的对象，那么祖宗以来耗尽心血营造的“重文轻武”的气象，岂不是要在旦夕之间散落？而像狄青这样有威信的大将再掌握了枢密院的机密，对朝廷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在维持传统家法的旗帜下，当政者便毫不留情地把狄青驱逐出朝。

在宋仁宗统治期间，“以文抑武”方针的影响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当时文臣不仅主宰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而且在战场上也成为方面军的统帅。如夏竦、、韩琦及庞籍等等文臣都是西北前线的指挥官，而武将只能扮演副手和下属的角色。难怪曾任枢密使的文官田况引用时人的话，抒发了如此惊人的看法：“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在此局面下，枢密院自然也成为文臣的天地。甚至在庆历二年（1042），权相吕夷简还一度“判”枢府。章得象、晏殊及贾昌朝等人也曾以宰臣身份兼任枢密使。以后，贾昌朝等请免兼枢密使。但“凡军国机要，依旧同议”。这就标志着枢密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书的附庸。诚如韩琦就任枢密副使后所言：“夫枢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纤末之务。”所以，在此阶段枢密院的武臣长贰进一步受到排挤、打击，便不足为奇。正因为如此，就连贤相王曾也曾当着刘太后的面贬称武将出身的枢密使张耆，不过是“一赤脚健儿”。

从宋仁宗嘉?元年（1056）罢去狄青、王德用的枢密使职务后，一直到北宋覆灭，枢密院中几乎成为清一色的文臣衙门。在这七十余年的时间里，枢府内仅有郭逵和种师道两位武将。其中郭逵在宋英宗治平时任职签书枢密院事只有一年多，并且大部分时间还以陕西四路宣抚使的身份出镇在外。而郭逵任职枢密院的背景，也颇能说明问题。据记载，当有人责问宰相韩琦为何用郭逵在枢府时，韩琦道出了原委：“始英宗欲用郝质在西府，公（韩琦）谓质固得，但二府论道经邦地，使一黥卒处之，反使不安。如狄青才业为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论议卒纷然而去。爱之适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则用郭逵。’琦亦以郭逵粗胜质，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至于种师道的情况，也属异常现象。在金军大举进攻，北宋统治岌岌可危的形势下，种师道奉命率西师解围，同时被授予同知枢密院事等官职，但显然是挂名虚衔。从获得同知枢密院事之衔到几个月后病死，种师道在京师的时间屈指可数，实在与西府职权无涉。因此，在这一相当长的阶段中，“以文驭武”政策在枢密院中可谓完全走过了头。

根据上述对比分析可知，北宋历史上枢密院中文臣、武官之间的比重和地位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而这种变迁是逐渐向着不利于武将的方向发展的。其根源自然在于“以文驭武”及“重文轻武”方针、政策的影响。而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局面，除了与北宋建国前后的大背景环境有关外，也与以往枢密院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如所周知，枢密使制度源自宗时，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帝身边负责军事机要，但长期由内侍把持，成为唐后期宦官专权的重要工具。五代时期，由枢密使而演化出枢密院机构，其地位日益膨胀。如后唐庄宗时，以郭崇韬为使，“始分掌朝政，与中书抗衡”。甚至宰相豆卢革还因所兼弘文馆学士与郭崇韬父名“弘正”同字，而请改为昭文馆，“其畏之如此”。以后，安重诲、范延光等武将为枢密使，“尤为跋扈”。一时枢密使权势，枢密院也沦为军权主宰朝政的核心组织。如宋朝人所言：“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归枢密院，至今谓之二府，当时宰相但行文书而已。”可以说，无论是宦官利用枢密使之职干政，还是武夫以枢府凌驾宰相，都打破了正常的政治秩序，削弱了中央集权统治。因而，宋初统治者必然从中汲取教训，进行必要的整改。即：一方面保留枢密院体制，以分割宰相权力，达到增强君主对朝政控制的力度，所谓：枢府与中书“号称二府，礼遇无间。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祖宗亦赖此以闻异同，用分宰相之权”；另一方面，又限制枢密院对行政体制的干扰，其中主要是通过控制武将在枢密院中的影响和逐渐重用文臣的办法，来防止将帅操纵军权、左右政局。

应当说，宋初武将在枢密院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宋太祖即位后，凡用兵皆与枢密使吴廷祚商议；在亲征叛臣李筠和李重进的两次行动中，又以吴廷祚为京师留守的要职。即使是宋太宗时，在军事上也能听取枢府武职长贰的意见。如赵光义打算征讨北汉时，因考虑到周世宗、宋太祖几度亲征失败的先例而，遂召问枢密使曹彬。当曹彬提出可行的主张后，“太宗意遂决”。平太原后伐辽，史称：宋太宗力排众议，“即命枢密使曹彬议调发屯兵”。足见曹彬在军事全局部署中之重要作用。至于雍熙三年（986）北伐，宋太宗更是“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而当时枢密院正职则为武官王显。然而到宋真宗以后，随着“守内虚外”局面的加剧，枢密院地位在逐渐降低的同时，武将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也日益沦丧。清人王船山对此时西府文武长贰的表现有这样的评说：“周莹、王继英之尸位中枢，不足责也”，“唯钦若、尧叟、冯拯之流闻边情而不惊于耳，阅奏报而不留于目”。以至于北宋中叶后竟出现文官独掌枢府，武官被清扫出门的结局。诚再如王船山以下所言：

中枢之地，无一策之可筹。仅一王德用之拥虚名，而以“貌类艺祖，宅枕乾冈”之邪说摇动之，而不安于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气，任以专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敢则失算。

这实在是对“武人跋扈”矫枉过正的结果，其危害是不言自明的。南宋时，朱熹曾尖锐地指出：“秀才好立虚论事，朝廷才做一事，哄哄地哄过了，事又只休。”“太祖当时亦无秀才，全无许多闲说。”这或许可以从反面说明北宋时期枢密院“以文驭武”方针、政策的失败。

（原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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