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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步入拐点性的阵痛期

发布时间:2021-02-22 15:52:09 阅读: 来源:中控锁厂家

中国经济步入“拐点性的阵痛期”

中国经济将要发生危机的预测,有警示意义,却过于悲观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拐点性的阵痛期,更涉及七大阵痛点。

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7.7%,第二季度增速也不乐观,降至了7.5%,下半年也有可能低于这个数字。一季度7.7%的增速,比去年7.5%的增长目标略高,可以说今年经济开局总体还是平稳的。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来说,重要的在于,既要保持经济相应的增长速度,更应着力追求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看,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势刚刚回升探头就跌了回去,而且从发电量、工业增加值、消费增速、外贸出口等具体数据看,也都在明显地趋缓。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3、4、5、6月份都有下降,工业企业亏损面已上升到20.7%,财政收入增长也大幅下降。

问题还在于,今年上半年我国的货币供应、信贷规模却仍在扩张之中。

但在货币供应、信贷规模和社会融资明显扩大,资金成本有所下降,货币乘数有所提高的背景下,不但没有产生多少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实体经济反而仍处低迷疲软状态。近期则又出现了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资本市场跌跌撞撞的不正常现象。

由此,有不少人做出中国即将发生金融危机进而演变为经济危机的警世预测。

我们认为,说中国经济将要发生“危机”的预测,虽然有警示意义,但却过于悲观了,理由是:

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科技红利)和资本化、金融化的较快增长阶段,仍有相当发展潜力。尽管原有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发展增速难免渐趋下降,但仍可平滑增长相当时间。从发展时序上讲,中国经济尚处于从小康向中高收入阶段的过渡期,离成熟的后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还相当遥远;从发展空间上讲,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发展,才刚刚开始。所以,中国具有长期较快增长的潜力。

中国经济全球化水平虽然不低、不少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也开始弱化,但在相当时期内,中国产品仍有国际市场。再说,政府也会千方百计去稳定和拓展国际市场,也会鼓励支持中国资本、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

中国经过30多年较快发展,经济实力大为提升,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积累了3.4万亿美元(按当前汇率计算,相当于20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加上尚未完全放开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国际流动资本影响有限,因而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强的抗风险力量。

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大为提升,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抗风险免疫力,加上中国目前强效制度和强势政府,再加上社会经济核心实力和主导资源由中央政府掌控,执政党仍将长期实行科学发展的方略,中国经济不至于也不会放任市场大规模的危机爆发。

中国仍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但今后改革重点将是更多利益调整性和操作性的。中国政府职能也将加大改革力度,但这种改革的基点是减小、简化和调整审批管控职能。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确到了非变不可、非调不行的阶段,但这种转型升级也必然是缓慢、渐进、长期性的。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将面临较多的阵痛,要付出医治“慢性病”的代价,但却不太可能发生暴风骤雨式的危机。

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是有“底线”的。近来,高层人士多次提到颇有深意的“底线思维”和“底线要求”。如果从2020年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翻倍目标、发展连续性和发展走势、经济结构和就业状况、国际市场等综合因素考量,今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将以加快结构调整和保“增长底线”相结合为主,将改变过去一度侧重“保增长”做法,而转为“保底线”。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增长7.5%是相对理想的,7%是相对可以容忍的。但如果增长低于7%,则会出台较多的经济“托底”措施。

中国经济会不会发生较大的经济危机,最主要的还取决于货币金融市场。世界近现代史上发生的经济危机,几乎都首先爆发于金融。实体经济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土壤”,金融市场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引信”,货币市场则是制造经济危机的“推手”。根据目前中国金融体制和金融业态看,中央政府不但牢牢掌握货币发行和调控主导权,而且几乎所有大型的中资金融机构,特别是几大银行,都由中国政府持多数股权并直接控制,雷曼式的崩盘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出现,因为一旦有需要,中国政府可召集主要银行领导,让他们互相进行资金拆借。中国现有的金融资本市场尚未足够庞大,而且国有资本占相当大比重,不足以兴起大风大浪。至于国际投资者大规模集中流进或抽逃资本,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跨境资本流动极为困难,而且我们有多达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资本外流集中发生时,也足以维护自己的汇率水平和金融体系。那么,会不会发生民众集中挤兑的危机呢?这种概率也十分有限,因为中国实行资本管制,主要银行均由国家控股,公众只有在对执政党、中国政府完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才会发生集中挤兑。再说,中国还实行世界上最严最高的20%的存款保证金制度。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在近期和未来一个时期,发生大面积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概率不大。但是,个别系统、个别区域、个别行业(银行)、个别时段的局部风险,是完全可能存在的。市场波涛有起有伏、有风有雨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这样说是否过于乐观了呢?也不完全是。

我们的总体判断是,中国经济虽然不至于发生全局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未来两三年很有可能步入较大困难的阶段性“阵痛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真的到了一个历史拐点: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这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也必然要经历阵痛的时期。这是一道发展阶段性的“门槛”和“山岙”。我们的确需要付出短期“阵痛”去换取长期的向好发展。说短期“阵痛”,意味着要在未来若干年内牺牲一些增长速度,以调理好“筋骨”。这个“阵痛”不应过短过长,更不应采取暴风骤雨式的“休克疗法”,但也不应该不痛不痒、不温不火地“慢性调理”。因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拐点性阵痛”和宏观调整,既是周期性的,又是结构性的。

我们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拐点性阵痛”有:

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阵痛”。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创造了年均经济增速近10%的奇迹。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来看,尽管中国仍有极大的发展动力和条件,但总体上已开始进入增长趋缓态势。未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左右甚至更低一些,将是常态。

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高投入、大出口推动发展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一二三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消费需求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国内外市场结构等等,正处于迫切需要转型升级阶段,尤其是大面积的产能过剩、投资过剩,都充分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需要大的调整。

经济收益薄利的“阵痛”。由于中国早已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而进入结构性过剩:劳动力、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等发展成本越来越高;多数行业投资产出效益递减;引进模仿吸收国际市场的科技、经营、管理、人才的低成本阶段也已告一段落等等,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和低成本时代行将结束。我们将面临企业经营和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大为增加、利率水平日趋下滑的“阵痛”。当前中国实体经济低迷、企业投资和经营实体经济积极性不高,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其日趋下降的利润。

盘活货币资源的“阵痛”。现在及今后两三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又一个更为明显的拐点,就是改变以往过多依赖“以货币保增长”的模式。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5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为99.31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67.22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104.2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到2013年第一季度末,M2余额高达103.6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增速比上年末高1.9个百分点。由此不难看出,我国货币供应总量和信贷存量都处于高位,不应该发生“钱荒”。从宏观来看,今年经济增速比去年同期放缓,但货币供应量增速却并没有放缓,所以经济增速放缓和市场流动性紧张,并不是由货币供应量造成,而是资金错配和使用效率低造成的。如果再继续像以往那样货币供应“开闸放水”,整个中国经济将被货币之水“稀释”。中国的确到了摈弃“以货币保增长”、“以信贷保增长”的旧模式的时候了。目前中国货币总量和信贷及融资总量,不仅高居世界之巅,而且远远超出正常的供给水平,也就是说超出了经济增长正常的需求水平。问题的根本,不是没钱,而是钱错配了地方。因此,为了适应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需要,作为调控经济运行“总开关”、“催化剂”的货币政策,重心将向控制总量、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转变,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必然要经历“阵痛”。

消化政府债务风险的“阵痛”。有资料表明,在现代国家里,资产债务性风险是常态性存在的。但倘若债务越过占GDP总量60%的国际通行警戒线标准,风险就将开始形成并加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已经出现过四次较大规模的债务风险问题。1978年后的债务问题,主要是中央财政赤字;1988年后的债务问题,主要是企业间“三角债”;1998年后的债务问题,主要是国企经营问题造成的金融机构坏账;而2008年后,则是中国的政府债务风险、企业债务风险在不断累积中。到目前,中国政府性债务大致有40万亿元:即中央政府国债余额约10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15万亿元,政府国际外债到年底约6万多亿元(参见《参考消息》2013年7月2日第5版),铁路交通等国企债务10万亿元。以此来计算,政府的显性债务大约占GDP的80%左右了,已经超过政府债务安全阈值60%以上。如果还考虑到不少尚未统计和难以统计的“隐性负债”,这个比率肯定还要高。还有,如果按整个社会债务率来计算,即企业+家庭+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那要超过200%了。显然,这个比例的风险应该说已经比较高了,而且现在的政府性债务还在继续增长中。因此,未来一个时期,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偿还政府性债务的高峰期。要消化这些债务以及过去几年大规模政府性、低效益、高负债投资的后遗症,我们同样不得不付出“阵痛”。

深化改革的“阵痛”。未来一个时期的改革,既要调理消化过去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矛盾,尤其是由政府性大剂量刺激经济增长而延后的结构性问题,又要调理消化过去几十年来改革开放实践中积累的“疲劳性”和“利益格局”。现在和未来的改革开放当然有“红利”,但已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靠“放开”就能“放出大红利”了。今后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是“大面积”的、原则性的“体制安排”,同样也不太可能仅仅是“增量性”的改革。这也就是说,今后的改革开放将会是深度性的、行业性的,尤其是利益调整性的。改革开放中的“存量”或“增量”的利益调整,都会在带来长期“红利”的同时,也难免产生短期的“磨合阵痛”。

国际市场挤压加大的“阵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大、人民币和中国资本的国际化步伐加快、发达国家经济的再平衡、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货币超发和国际金融秩序变革为主要标志的“货币战争”的持续“发酵”等等,不但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低价产品的“红利”日趋弱化,而且将使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受国际市场挤压更为明显,国际竞争压力也会更大。这也是我们所要面临的“阵痛”。

基于上述国内外发展环境,未来若干年内,中国经济在保持7%左右增速的前提下,为使中国经济更科学健康、协调有效发展,国家将会相对密集、相对系统、相对有力地出台较多的改革开放、宏观调控政策举措。这些举措的出台和实施,必然要对不少市场主体和企业产生这样那样的“阵痛”。

然而,对那些有竞争实力的企业和有市场经营头脑的企业家来说,这恰恰是发展的新机遇。有实力又高明的企业家,应该正向把握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反向操作企业经营策略,做到“四季在岗”,企业终会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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