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动荡敲警钟中企国际化风险管控形势严峻

利比亚动荡敲警钟 中企国际化风险管控形势严峻

利比亚动荡的局势给在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带来的伤害显而易见，更多的中国企业也因此意识到海外投资的风险巨大。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公司海外开拓和海外收购行动都颇为频繁，有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近6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五大资本输出国。　　“国际化的确是一个企业高成本和高风险的选择。”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国际商务与管理学副教授黄国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但也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背景下，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分工与合作，不断拓展自身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　　就在今年5月，宝钢集团旗下的宝钢资源以1740万加元收购了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矿业公司Noront Resources 9.9%的股权，宝钢集团风险总监刘新宇认为，尽管像宝钢这样重资产的公司走出国门的方式主要是股权投资，但也会存在各种汇率等风险。　　而那些在海外直接投资和交易等项目，风险可能更大。“主要是商业信用风险和政治风险。” 刘新宇说，前者主要包括买方因破产而无力支付债务、买方拖欠货款、买方因自身原因而拒绝收货及付款等；后者主要包括因买方所在国禁止或限制汇兑、实施进口管制、撤销进口许可证、发生战争、暴乱等卖方、买方均无法控制的情况，导致买方无法支付货款。“甚至由于制度缺失和政权腐败，非洲部分国家存在一些隐性的政治风险。”　　对于上述风险，刘新宇建议，企业投资前期应该要多广泛了解和慎重考虑，加大可行性研究的风险评估，如果自身能力不足可以请专业机构进行评估；此外国内企业比较熟悉的风险控制方法之一是寻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庇护，其提供的险种主要针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在海外并购中，可以提供给第三方托存账户进行风险控制，防止卖方企业出现违约行为。但他注意到对大量存在的非政治风险，则中国企业相关意识不强，较少企业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进行防范。　　此外，即便是在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式上，中国企业还有点“哥们义气”的冲动，与西方国家相比尚有欠缺。中南财经大学曾对中国投资非洲的数额及该国概况进行建模分析，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选择投资国家与该国政府是否对华友好有很大关系，但与该国的制度没有直接联系，与该国的开放程度甚至呈负相关——即中国企业倾向投资相对封闭的国家。相比之下，西方企业在选择对外投资地时，开放程度和制度均会被作为评估因素。　　避免风险当然有各种方式，但最根本的办法是企业走出去之前做好各种准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求知教授认为，“企业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要做好三个层面的思考。”首先是要思考“全球化海外拓展的意图”。企业要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走向海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企业如何定位以求进一步发展；企业走向海外的基础、优势、强项在哪里？哪些环节需要借助全球化的资源和商机去达成获利性成长，哪些内容保留本色才能最大化企业竞争优势。　　已经把降血脂的中药“血脂康”打入美国市场的绿叶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华告诉记者，“我们一开始就有主动国际化的想法，在产品开发上，更多的是针对美国主流市场的治疗三高的药品。”她认为，很多公司国际化希望扩大市场，就把中国卖得好的产品拿到国外去卖，这样往往很难成功，要认真研究海外市场的细分消费者。　　其次，企业确定国际化方向后，就是要思考何种全球化路径是最优的。薛求知认为，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像格兰仕等企业一样，自身发展渐进式的全球化，要耐心累积经验和能力，逐渐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积累；二是像华为那样开展战略联盟，和其他企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开拓；三是像吉利那样跨国并购。　　“不同的选择对企业组织能力有不同的要求，企业也可以在全球化的不同阶段根据自身能力的发展调整路径选择。”薛求知指出。　　比如，进入欧洲市场的佰草集就曾有这样的困惑，上海家化集团双妹公司总经理、原佰草集国际公司总经理柯毅告诉记者，此前他们非常担心的就是如何让对中医、中国文化不了解的欧洲人接受中国的草本化妆品，比如让欧洲人了解佰草集一种“太极泥”产品需要解释“太极”就是项复杂的事情。　　再次要思考的是企业是否有全球化组织管理能力。薛求知说，这种组织能力包括员工能力、员工思维和员工治理三方面，而管理层也必须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和全球化的领导能力。同时企业必须建立跨文化的共同价值观，并且对组织架构做出调整，使其能有效整合全球资源，并且能处理好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关系，达到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适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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